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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改革概念发轫于上世纪70年代，特色逐步发展成为观察讨论经济增长与更广泛发展问题的一个基本分析范式。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高水世界主要国家联手实施大规模货币财政刺激措施，特别是主要发达国家一直实施超常货币刺激政策。这类需求政策对扭转经济下滑与维持经济复苏发挥了积极作用，平高然而危机后八年全球经济未能根本改变增长乏力态势的事实说明，平高仅仅依靠需求刺激政策难以推动全球经济摆脱危机阴影并再造繁荣。合理稳健的政策框架应体现长期结构性改革与短期需求管理政策适当配合，日照入选包含激活市场政策与社会托底政策的大体平衡。

习近平主席2013年第一次出席在圣彼得堡举行的G20峰会发言时，就呼吁G20各国“采取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强调“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通过积极的结构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增强经济竞争力”。习主席在去年G20安塔利亚峰会上进一步指出，对经济问题要找准病灶，对症下药。

后危机时期客观经济形势昭示世人，全球低增长困境表象是需求不足，更深层次原因则源于中长期结构性问题，推进结构性改革是治本之道。2009年G20匹兹堡峰会宣言承诺“要在结构改革上做出显著成效”。2010年首尔峰会将结构改革作为独立议题讨论形成多方面承诺，近年G20对结构性改革重视程度提升并做出一些努力，然而整体改革进程与成效不如预期。中国把结构性改革作为G20财金渠道重要议程。

2月26日中国财政部、IMF、OECD在上海召开“G20结构性改革高级别研讨会”，推动G20各方就结构性改革加强交流和凝聚共识。据财政部长楼继伟介绍，G20各方首次就结构性改革议程进行“顶层设计”。确定了结构性改革的9大优先领域和48条指导原则，优先领域包括促进贸易和投资开放、推动劳动力市场改革、鼓励创新、促进财政改革等方面，每个领域下包括若干项指导原则。同时制定了衡量结构性改革进展的指标体系，包括劳动生产率、就业率等在内的12个指标，涵盖了大多数结构性改革优先领域。

G20各国同意根据指标体系每两年就改革的进展进行一次评估。中国在危机后较早认识到超常刺激措施难以持续因而较早实施退出政策。

十八大以后中国决策层审时度势谋划长远，把经济方针从一段时期比较倚重需求侧宏观调控转向更加重视改革调整与需求管理相结合的政策组合，去年底进一步提出在适度提升总需求同时着力推进结构性改革，在大国中率先积极探索通过结构性改革推动创新发展。G20杭州峰会凝聚结构性改革共识，彰显中国大国经济方针内外贯通逻辑一致特点，有助于在国内改革发展与全球创新增长方式之间形成积极互动关系，其长远影响将随着时间流逝逐步显现出来。

二、完善国际货币金融治理架构国际金融危机凸显现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存在诸多局限，不适应21世纪全球经济发展需要。另外中国等新兴大国发展改变全球经济格局也必然要求不断改进完善国际治理架构。如果说促进长期经济增长是G20基本使命，完善国际货币金融治理架构则是G20优先合作领域之一。中国担任G20峰会主席国后重启2014年后暂停工作的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与各成员国密切合作做了大量切实有效工作，并在7月成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上形成《迈向更稳定、更有韧性的国际金融架构的G20议程》，把G20改革完善国际货币金融治理架构工作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扩大SDR使用范围是尤为引人注目的进展之一。人民币于2015年11月30日成功加入SDR货币篮子，增加了SDR的代表性和吸引力。

中国担任G20主席国后，推动G20各国就扩大SDR使用以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达成共识。中国率先同时以美元和SDR发布外汇储备、国际收支与国际投资头寸数据，在国际上引发积极反响。

考虑SDR债券可以降低汇率和利率风险，提供多元化资产配置，中国积极推动培育发展SDR债券市场工作。据央行介绍，9月杭州峰会前世界银行将在我国银行间市场发行首笔SDR债券。

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举措也有重要创新举措。全球资本流动使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面临资本外流压力，完善以IMF为核心的全球金融安全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全球金融安全网包括全球、区域、双边及各国自身储备等多个层次，但是各层次之间缺少协调，资源难以整合高效利用。中国是IMF第三大成员国和“清迈倡议多边化（CMIM）”最大出资国之一，推动促成IMF与CMIM于今年9月开展联合救助演练，考察两者在危机救助中的协调问题。联合演练倡议得到积极响应，G20呼吁其他区域金融安排与IMF开展类似合作，提高全球金融安全网的有效性。再次是积极推进下一步IMF份额总检查和改革。

2016年1月，历时五年之久的IMF 2010年改革方案终于正式生效，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得以大幅提高，中国的份额排名从第六位上升到第三位。在此基础上，各国开始讨论如何推进下一步改革与IMF第15次份额总检查议题。

由于2010年改革方案落实不久，一些国家对改革动力不足，各方对份额公式等技术问题分歧明显。面对复杂局面我国有关部门与IMF开展技术磋商，与各方加强协调，探索下一步改革道路。

另外在推动发展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也有突破性进展。我国积极推动制定《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成为该领域第一份国际性指引文件，其中更新了G20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使其更加科学和完善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月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促进创业投资发展的政策措施，释放社会投资潜力助力实体经济。部署建设北京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加快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坚持市场主导，发展各类创业投资，是落实新发展理念、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发展新动能和扩大就业的重要举措，有利于调动社会投资积极性，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促进稳增长、调结构。

会议确定，一是丰富创投主体和模式，支持行业骨干企业、创业孵化器、产业（技术）创新中心、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参与创业投资，培育合格个人投资者，壮大面向种子期、初创期中小企业的天使投资。按照内外资一视同仁原则，放宽准入、简化管理，鼓励外资扩大创投规模。

有序发展投贷联动、投保联动、投债联动等新产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设立创投引导基金。

二是发挥主板、创业板和地方性股权交易场所功能，完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交易机制，规范发展专业化并购基金，支持证券公司柜台市场等开展直接融资业务，畅通创投的上市、股权转让、并购重组等退出渠道。三是支持有需求、有条件的国有企业依法依规、按照市场化方式设立或参股创投企业和母基金，支持具备条件的国有创投企业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